女足逆袭夺冠背后 一个大学俱乐部的非典型成功

　　对于江大女足的每一位队员而言，“学生”永远是她们的第一个身份，尽力为每一个队员谋求更好的发展，是江大女足能够不断突破的关键所在。

　　电视里，绝杀的最后一球，在第93分钟利落破门入网；电视外，刘亭玉蜷坐在沙发一角，双眼紧盯屏幕，下意识绷紧脚背。

　　2月6日晚，印度新孟买D.Y帕提尔体育场的绿茵上，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登“亚洲之巅”。看着昔日队友捧起沉甸甸的奖杯，刘亭玉觉得，数年前的自己，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悲观选择。“我决定退役时，如果能再坚持一下，或许也会站在孟买赛场的草皮上。”

　　她是王霜国青队时期的队友，后来成为江汉大学女子足球队（以下简称“江大女足”）的一员。而此次远赴印度征战亚洲杯的女足国家队中，有5名队员来自江大女足，其中包括已经身为亚洲足球小姐的王霜、荣膺本届亚洲杯最佳门将的朱钰、对韩决赛首发上场的姚伟。

　　10年前，从一名“候鸟球员”到签约俱乐部开启职业生涯，在刘亭玉身上，浓缩着中国女足职业联赛化前期的困顿与迷茫。而彼时，作为国内首支由大学主导、具备国内联赛资格的女足俱乐部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，刚磕磕绊绊走过它的第一个十年。

　　没有赞助商、没有球场广告、没有电视转播，甚至没有粉丝和观众，太多球员和队伍都经历过女足热度转瞬即逝后的漫长“寒冬”，而坚守者，终于在时间的打磨下熠熠发光。

　　“大胆的选择”

　　竞技体育的魅力，远不止体育竞技本身，但夺冠，始终是一种对巅峰的渴望与不懈追求。1999年女足世界杯，中国姑娘在决赛中，以一粒点球之差与冠军失之交臂，但她们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也印下了“铿锵玫瑰”的风格注脚。

　　女子足球的热浪扑面而至，筹建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构想也随之孕育而生。2000年，借调进入中国足协工作多年的曾桂生被江汉大学召回，出任该校体育学院副院长，并负责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前期筹建工作。

　　曾桂生告诉新京报记者，1999年下半年，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，武汉市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和江汉大学的主要领导，针对筹建俱乐部的工作进行了多次磋商，“前期的准备与讨论非常充沛，可落地的过程并不顺利——因为没有先例，成功的可能性和这样实施的必要性无法考证。”

　　通过两年的持续奔走与各方的不懈努力，2001年4月11日，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在武汉市委小礼堂正式授牌，成功组建。

　　曾桂生与足球结缘多年，他深切感知足球人才培训的任重道远。“每一个运动员都渴望学习，可大量密集的训练往往会占据太多的时间。那么，没有踢上职业队的大多数女足球员们该何去何从？她们的教育问题和将来的就业保障如何解决？高水平的竞赛能力和同样优秀的文化水平怎样实现兼得？”曾桂生渴望找到答案。

　　几乎是江大女足成立的前后脚，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，运动训练专业在江汉大学体育学院落地开设。这意味着，江汉大学的女足运动员们，不仅可以完成必要的竞技训练，升学的道路也成功打通。

　　而这个“传统”从确立起便一直延续至今，比如，2017年加入江大女足的朱钰，就于2018年考入了江汉大学运动训练专业。江汉大学体育学院现任副院长蒋国勤表示，对于江大女足的每一位队员而言，“学生”永远是她们的第一个身份，这也是江汉大学这所城市大学长期以来坚持体教结合、培育高质量人才的题中之义。

　　无论如何，彼时的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，就这样在摸索中上路了。起初，俱乐部只有16名球员，除一名有职业赛事经验外，其他成员均为来自中国足球学校与湖北省内体校的学生，她们中的每一个，都是曾桂生亲自招募进来的。

　　“当初放弃引进国内成熟的职业选手，而是转向自主培养，无疑是选择了一条更为漫长的道路，但这的确为俱乐部的发展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。”多年后回忆起这个“大胆的选择”，曾桂生不无欣慰。

　　就这样，这群尚在磨合期的女孩们组成了湖北省内唯一一支特殊的“专业”队伍，她们既是学生又是运动员，肩负着代表武汉、湖北女足比赛的重任。但一场不期而至的“寒冬”，正在悄然降临。

　　被亚足联誉为“全球最伟大的女足运动员之一”、作为队长带领中国女足出征1999年世界杯的孙雯，曾在专栏中这样写道，“1999年那场决赛，完全改变了美国女足，甚至是整个美国的女子体育；对中国而言，当时还是火了一阵，但这种热度持续了一两年，可能也就消失了。”

　　热浪转瞬即逝，与国内所有女足队伍一样，江大女足也陷入了没有球迷、没有观众、没有赞助商的尴尬境地。哪怕十年后的2012年，接棒曾桂生的蒋国勤，依然觉得“寒冬没有过去”。

　　“看不到破局的方向”

　　在中国女足，几乎所有早期的高水平运动员，都拿着相似的“剧本”：启蒙时期没有系统的训练模式，跟着男孩子一起练，直到十三四岁才开始接受有针对性的专业化集中训练。

　　而开启这一连串经历的契机，总是绕不过1988年首办、四年一届的城运会（青运会前身）。这项旨在发现、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赛事，为各个城市的女足球员提供了组队的机会，也给这群全力奔跑拼抢的女孩们以更多的可能。

　　“1999年，我12岁，在邻居家的电视机前，看着孙雯登上领奖台，那一瞬间，我决定了自己的未来方向——踢职业足球。”已退役近10年的岳敏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她是深受女足“黄金一代”感召的那批球员，“其实当时，我并不知道什么是‘职业’。我就抱着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目标，开始了足球训练。”

　　经过三年的苦练，2002年，岳敏入选国家少年女子足球队；2003年第五届城运会结束后，她又加入江大女足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
　　在许多人眼中，这是一名极具天赋且异常努力的球员。2005年，她入选U20国家女足青年队集训名单；2006年，凭借在俄罗斯世青赛上的优良表现，跨进了国家队大门。

　　但入行时的勇猛，渐渐困顿于行业“寒冬”，其间，岳敏几进几出国家队。“当时，女足国家队陷入低迷，外部环境也不景气，关注度持续走低。很多国内的女子足球队，甚至面临着连基本的备赛保障都无法满足的尴尬境地。”岳敏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道。

　　而这份萧瑟，也在当年零星的赛事报道中留下了形象的切片。比如，2009年，在代表着国内女足最高竞技水平的全国女足超级联赛总决赛现场，能够容纳几万名观众的看台上，只有20余名免费入场的“专业观众”稀稀拉拉地坐着。连球员都难掩落寞地说道，“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观众来现场助威，刺激我们的竞争欲望，可还是没人关注我们的比赛，甚至记者都屈指可数，这太让人郁闷了。”

　　而同一时期，江大女足的成绩也并不理想，在全国联赛中，只能保持在第8到第9名。岳敏还记得当时的有心无力，“我想没有哪个运动员不愿意赢球，只是那个时候，拼尽全力就是踢不上去。现在，我会明白，想把一件事情做好，必须天时地利人和，当年可能总有些东西是缺乏的吧。”

　　2013年，第十二届全运会，江大女足再次代表湖北省参赛，在预选赛阶段，未能击败浙江队，失去出线资格。这一年，26岁的岳敏做出了离开绿茵场的决定。忆及当时的心境，她说，“二十六七岁对于女子足球运动员而言，属于竞赛水平的黄金时期。没有人想离开自己热爱的事业，只是当时，我看不到破局的方向。”

　　一同退役的还有8名队员。除了岳敏，她们都没有再继续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工作。

　　成熟队员的相继退役，让接棒俱乐部仅一年的蒋国勤陷入了迷茫。“球队运营的资金、条件匮乏，俱乐部的管理架构处在变动的前期，我能做的就是去游说每一位有潜力的球员。虽然第十二届全运会我们没有出线，但是已经见证了以王霜和姚伟为代表的江大女足后备力量的潜力。”

　　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，失利的江大女足没有影响王霜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到来。2013年10月，参加完U19女足亚锦赛的她，在俱乐部的支持下，开启了自己的首次留洋生涯。

　　“候鸟”与新的起点

　　2011年加入江大女足的刘亭玉，是王霜国青队时期的队友，也是岳敏在江大女足最后两年里的室友。

　　与王霜、岳敏等武汉土生土长的球员不同，刘亭玉与江大女足的相遇，缺少自然而生的地缘羁绊，却多了几分困顿下的被动。某种程度上，她的经历，也是中国女足职业联赛化前期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刘亭玉12岁时正式接触职业女子足球，在此之前，她一直跟着男足队员一同训练。2005年末，为组建女子足球队参加广东省运动会，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沈阳籍教练员回乡选拔球员，刘亭玉受启蒙教练推荐，从营口前往沈阳参加选拔。成功入选后，2006年下半年，刘亭玉随队来到深圳，开始了更为系统的学习。

　　由于当时国内的女子足球较为冷门、商业化程度低、资金不足，变相导致了队伍和运动员的稀缺，不同城市队伍间租借球员的情况十分普遍。不少女子球员虽然归属于一支队伍，但宛如候鸟一般，奔波于城市之间，代表不同球队出赛。由于实力出色，刘亭玉是这批候鸟球员中尤为醒目的一个，她在那时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代号——“深圳队10号”。

　　然而，这样的奔波，也成了转瞬即逝的光亮。刘亭玉和队友们没有等来更好的机会，由于各种不可调和的问题，在匆忙中组建的深圳市女子足球队，于2009年宣布解散。

　　这样的现象，在蒋国勤的记忆里屡见不鲜，“接棒江大女足之后的十年里，广西、山西、新疆、内蒙古的女子足球运动队也都曾相继消失，包括国内超级联赛的知名球队。”岳敏也对此心有戚戚，“那些年，很多女子足球队踢着踢着就消失了。”

　　刘亭玉在迷茫中被命运推向了武汉。当年，江大女足接纳了深圳队所有的队员。由于尚未成年，刘亭玉和队友被安顿在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基地——武汉二桥训练基地，进行新一阶段的训练学习。

　　2011年，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刘亭玉刚满18岁，就被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吸纳，正式开启职业生涯。刘亭玉向新京报记者坦言，“在心底里，我的确想去更具竞技水平的球队，比如大连或者上海的球队，遗憾的是，2011年国内女足还没有实现职业联赛化，转会机制根本不健全，我只能留在江大。”

　　2014年下半年，中国足协初定2015赛季女足联赛全面实施改制计划：国内的16支队伍按2014年联赛成绩，划分出女子超级球队和女子甲级球队，前八名参加女超联赛，后八名参加女甲联赛。自此，中国女足的职业联赛机制才搭建起了较为完善的雏形。

　　也是在这一年，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变更了管理架构模式，明确了俱乐部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，以江汉大学为主体，武汉市体育局与武汉市经济开发区联合搭建。

　　2014年11月18日，江大女子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。之所以加上“车都”二字，是因为武汉市经济开发区的支柱型经济产业是汽车生产。

　　江大女足迎来了新的起点，属于刘亭玉的故事，却并没有迎来“高光”。由于不适应训练的节奏和打法，2015年，时年22岁的她便选择了退役。

　　在没有登顶时选择离开，刘亭玉能带走的只有伤病与遗憾。在蒋国勤的眼中，这个只比王霜稍稍年长的女孩，本应获得更广阔的舞台。

　　一座城的荣光

　　2022年2月6日晚，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登“亚洲之巅”。此起彼伏的欢笑与惊叹中，许多人第一次得知，这支队伍中，有5位姑娘来自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，一时间，有人兴奋地把它称为中国女足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要探究这个大学俱乐部成功的根源，离不开武汉这座城市特有的足球氛围。

　　据《武汉地方志》记载，早在1898年，汉口博学书院就有了标准足球场。它的背后，是近代开埠通商的印记，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青岛、大连这些在国内有着较强足球竞技水平的城市，都抹不掉这份特殊的历史痕迹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无论是散布在汉口江滩的野球场，还是1955年在地皮大王刘歆生的私人花园中拔地而起的新华路体育馆，都一一记录着武汉人民对足球的追求和热爱。

　　除此以外，足球赛事的连续执行也是武汉足球的最大特点。作为武汉各类足球赛事中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、影响最深的赛事品牌——武汉晚报杯中小学生足球赛，自1995年创办之日起， 26年来从未间断过，并先后孕育出数十位国脚。王霜将之称为“梦开始的地方”——江大女足里每一位武汉本地球员，无一例外地在“晚报杯”的赛场上挥洒过年少的汗水。

　　2022年1月10日，武汉市委机关报《长江日报》在头版刊发的“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”中提到，2021年武汉足球实现“一城三超”，女足蝉联女超冠军，青少年足球改革经验全国推广。

　　从这份成绩单向前追溯，还有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“十余载磨一剑”的顽强冲超之路。

　　2017年10月1日，江大女足在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对阵浙江队，一场“雪耻”之战打响了。江大女足牢牢掌握着控球权，将整场比分锁定在4-0。最终，江大女足以领先7分的优势提前一轮获得女甲联赛冠军，并成功晋级女足超级联赛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蒋国勤依然清晰记得这场比赛的每一个瞬间。那是他接棒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第5年。他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自己始终认为，冲超成功是江大女足走向成熟和壮大的标志。

　　而在本届亚洲杯上实现自我价值的姚伟与刘艳秋，正是从5年前的这场比赛中开始崭露头角。王霜没有出现在江大女足的冲超赛场上，那一年，她效力于大连权健女足俱乐部，率先征战在女超联赛的赛场——这是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特意安排，他们希望给王霜提供更加匹配的竞赛环境。

　　在蒋国勤眼中，尽力为每一个队员谋求更好的发展，是江大女足能够不断突破的关键所在，而这种思维模式，源于他们始终没有忘记的另一个身份——教师。

　　新的征程

　　2018年，王霜重新回到江大女足，但仅出战8场就远赴法国，开始第二次留洋生涯。这一年，她获得了“亚洲足球小姐”称号，转会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，靠着一粒粒进球，重击着世界足坛对中国足球的偏见。

　　2019年6月，女足世界杯在法国举行，八分之一决赛上，中国女足0-2不敌意大利女足，止步十六强。同时，这也是中国女足在出征世界杯正赛时，首次无缘八强。

　　苦涩的法兰西之旅，浇灭了国内观众刚刚燃起的对女足的热情。四场比赛中一球未进的王霜，也在这一年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解约。

　　无数人追着索要答案，王霜回绝了绝大多数采访，重新回到江大女足，低调地为培养自己的这座城市默默战斗。直到2020年底，在亚足联的采访中，她才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“从小时候起，我就羡慕其他在全国比赛中夺冠的球队，也一直梦想着为家乡球队夺得冠军。如果有人问我这一年的提升，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自我肯定。相比过去，现在的我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和真正的进步，作为职业球员，自我认知和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　　一位队员说，“不知道是否是偶像的力量，但至少王霜的回归，让江大女足的姑娘们拼得更凶了。”2020年，江大女足问鼎女超联赛；2021年，江大女足实现蝉联。但直到一场扬眉吐气的亚洲杯问鼎之旅，江大女足才第一次暴露在如许耀眼的聚光灯下。

　　2022年2月7日，5位征战亚洲杯的江大女足姑娘，随着大部队回到上海，她们将在隔离结束后归队，开始新一年的征途。同一时间，江大女足的其他队员早已聚集在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，为了4月在海口举行的女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，她们正在加紧练习。

　　身为江大女足队长的姚伟说，她还没有走出兴奋的状态，总会去回想亚洲杯半决赛和决赛的两场比赛，“在落后的时候，我们会在场上相互呼应地喊起来，给彼此加油，不惜体力地去拼抢。我们就是想全力以赴地把比分扳回来。”

　　这两年，受疫情影响，女足联赛暂时停止了主客场机制。蒋国勤带队参赛的机会变少了，他将更多的精力扑在了武汉市女足后备人才的培养上，“如果一切顺利，武汉市女足后备人才储备基地即将落地。”在他看来，江大女足正走上正轨，但属于这支战队的奋斗征程，才刚刚起步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 刘逸鹏 

　　实习生 周婕妤 杨昕沂

责任编辑：张迪